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问：“您那篇文章里说：解放初期，反右运动前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小说组组长是张友鸾。可是，周汝昌先生的文章里说：小说组组长是周汝昌，而张友鸾是小说组的一员。两说不同，是不是可以并存？是不是周汝昌先当组长，后来张友鸾提升，接了周汝昌的任？”我明确答复：不是，周汝昌先生并未当过小说组组长。
读者所问我的文章，指我的《一篇小文章在“反右”中的遭遇》，发表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2000年第5期；周汝昌先生文章题为《沈从文详注红楼梦》，发表在2000年8月15日上海《文汇报》第11版《笔会》。
我文中说了1956年一件事：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资改革评议会，我是出席者之一。出版社党委书记、副社长、副总编辑王任叔主持会议，他代表党委提出一个草案。草案中，编辑五级是实际控制线的最高一级。（何以如此，另有理由，且不详说。）古典文学编辑部里面，我和小说组组长张友鸾、诗词组组长陈迩冬、散文组组长王利器都列为五级，惟独戏曲组组长顾学颉列为六级。我认为不妥，……古典部四个组长中不应该他一人独低。这里明确说的是：小说组组长张友鸾。可是，周汝昌先生文中说：
这有一段经过，也是局外人鲜能得知的。我由中央特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让我做“小说组组长”，负责整理《红楼梦》新版，组员有周绍良、张友鸾等人。
这也说得很明确：小说组组长是周汝昌，张友鸾是组员之一。
读者愿意相信以上舒、周两个不同的说法都没有错，自然会把两说综合起来，得出结论便成了：周汝昌先当组长，后来张友鸾提升，接了周汝昌的任。
我敢于明确否定读者这个结论，因为它是推理而得，不符事实。
事实是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起先不分组，几位编辑每人担任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。
我当时打油一首咏之曰：
白帝千秋恨，（顾学颉整理《三国演义》。）
红楼一梦香；（汪静之整理《红楼梦》。）
梁山昭大义，（张友鸾第二次整理《水浒传》。）
湘水葬佯狂；（文怀沙整理《屈原集》。）
莫唱钗头凤，（李易协助社外游国恩先生选注《陆游诗选》。）
须擎月下觞；（舒芜选注《李白诗选》。）
西天何必到，（黄肃秋整理《西游记》。）
东四即天堂。（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头条。）
这是1953年草创时期几个人什么都干的情况。后来人员日益增加，便有分组的必要。约在50年代中期实行分成四个组，后来没有改动过。四个组长的名单，一开始便宣布如下：
一，小说组长：张友鸾。
二，诗词组长：陈迩冬。
副组长：麦朝枢。
三，散文组长：王利器
四，戏曲组长：顾学颉
后来也没有改动过。
就是说，小说组一建组，组长就是张友鸾，直到他被打成“右派”，降级降职使用为止。小说组的骨干编辑，有黄肃秋、周绍良等。组长助手是戴鸿森。周汝昌调来，也分在小说组成为骨干，安排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并非整理《红楼梦》，而是继顾学颉第一次整理之后第二次整理《三国演义》；这并非小说组本身自行安排，而牵涉当时另外一些复杂情况，此不详说。
那么，会不会是张友鸾被打成“右派”后，周汝昌接了张友鸾的任，而周汝昌现在是年久失忆，把张先周后，倒过来误记成周先张后了呢？也不可能。
首先，“反右”之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还分不分四个组，我已记不清，似乎不分了。因为聂绀弩（编辑部主任）、张友鸾（小说组长）、顾学颉（戏曲组长）、王利器（散文组长）和我（副主任），还有诗词组助理李易，都打成“右派”；陈迩冬（诗词组长）似乎是“中右 ，虽然未宣布，看来有些像，“中右”本来就不公开宣布的；麦朝枢（诗词组副组长）“问题”要说很不小，大概是保护过关。总之，古典部是全军覆没，只剩一些残兵降将，再拉不起四个组的架子了。
其次，就算“反右”之后古典部还有小说组，接张友鸾来任组长的，也不可能是周汝昌。因为周汝昌自1954（？）年大病之后，基本上就没有再正常上过班，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都知道的。“反右”之后，已经长期没有正常上过班的他，更不可能来当小说组长。
对于这一段历史，我不是局外人。当时古典部的老同事，现在还健在的有下列几位：
一，周绍良。
二，戴鸿森。
三，李易。
四，陈新。
以上四位都已离退休，关系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五，韩海明。
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，大概已退。
我相信他们会有与我大致相同的记忆。
